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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论胡小石的书法艺术及影响

来源:山东政法学院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发表时间:2015-04-10 10:18:11字体大小:

  胡小石(1888-1962)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于文学、古文字学、诗词等领域均有所建树,学识渊博。自上世纪20年代初起,他即执教于高等学府,且桃李满天下,吴白匋、曾昭燏、游寿、侯镜昶等人皆出自其门下。于书法一隅,胡小石早年师从李瑞清,并得乡贤沈曾植指授,擅各体书,且精于考古鉴赏,通小学,谙熟书体变迁及碑帖源流,故其书取法广博、凝练刚劲,不囿于一家一法。而诸体之中,他尤以碑体行草书最具创造力,在继承李、沈二师纳碑于帖的基础上能有所发展变化,堪称一代碑学大家。
  一、胡小石碑体行草书的艺术特色
  胡小石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诗人与书家,其门人吴白匋在《胡小石书法选集》前言中评胡小石书法“年事逾高,笔力逾健,一望而知其为学者书、诗人书,而愉悦之情、虚和之韵,为前所未有,明眼者自能辨之”。就胡氏碑体行草书而言,其艺术特色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于笔法中求碑之筋骨
  笔法是书法技法的核心,点画质量往往关系到作品格调的高下。胡小石于笔法主张:“最好用笔的端锋。古代甲骨文有的是用刀刻的,称为契文,契即刻的意思。写每个字的笔画,要像用刀刻的一样刻到末,就会显得遒劲有致。”胡氏于楷书一生沉浸六朝石刻,40岁以后多致力于《龙门造像题记》等方劲一路的研习,形成了以碑为基、以笔为刀,点画峻厚、线条刚健生涩的用笔特点。
  在民国书家中,以碑入行草者不乏其人,康有为即是其中代表。康氏学书尤得力于《石门铭》,得其飞逸浑穆之气,笔法纵逸圆融,姿态奇宕。胡小石早年也用 力于《石门铭》,由于取法的相同,使他早期的碑体行书与康氏书风有近似处,然胡书结字更为紧密,笔法也稍显瘦硬。中岁以后,多用铺毫与方棱之笔,呈现出刚猛雄毅之风。与康氏相较,胡氏用笔尤显契刻之意,弱化了行书连绵牵丝之流动,以一种稳健跳宕的节奏间杂其中,使行书于流畅中蕴涵明显的刚硬与沉毅。与胡氏同时代的于右任,也是以《石门铭》和《龙门二十品》为根基,进而以碑入行草书的代表性书家。他在笔法的表现上并不像胡小石那样立场鲜明、多用碑笔,而是将碑帖二者浑而化之,体现出简淡、萧散之气格。
  或许站在艺术风格多样性的立场上,胡小石在笔法上的探索和追求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然而与康、于诸家相比,胡氏作书始终立足于“碑骨”,且似乎更关注线条力量的外部表现形式,于气息上显得老成持重,少了几分安详与举重若轻的感觉。
  2.结体紧密与章法疏旷相映成趣
  清末民初的碑派书家在熔铸碑帖的探索实践中虽然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汉魏碑版多取横势、字间难以连贯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家将碑体行草化的流畅感与贯通性。这就要求书家在字势、结体和章法布局的处理上要做相应的调整,以营造出书作整体的连续感和统一性。作为胡小石师辈的海派书坛巨擘吴昌硕和沈曾植的行草书即得力于明末诸家。
  胡小石青年时期曾问业于沈氏,深知结字欹正之重要性,曾言:“盖结体以得重心为最要。论书者所举横平竖直者,平不必如水之平,虽斜亦平;直不如绳之直,虽曲亦直。唐太宗赞王羲之所云‘似欹反正’者,即得重心之谓也。”胡书结体内敛外放,取黄山谷开张之意态,于章法布局强调整体性,多效觉斯高堂大轴之貌,纵笔取势,以筋骨强健之笔力,参差起伏、腾射凌空之体格,形成一股郁勃之气,演绎出阳刚之美的意象追求。以《白沙大瀑布诗》为例(见图一),此作字形多取纵势,受米芾及王铎的影响,时显“不稳”之态,字间距疏密有致,萦带极少却能笔断意连。“杖”、“尺”、“来”等字呈舒放之势,以增加横向的空间感, 形成单字结体紧密而整体布局疏旷的强烈对比,其行间的呼应更为巧妙精彩,穿插揖让,顾盼相生,凸显出自然和谐之美感。诚如胡氏自言:“如星斗悬天,疏密错 综,自然成文,久观益美。”
  与吴、沈二位前辈相比,胡小石的行草书更如一首旋律铿锵的乐曲,蕴藉着波澜起伏的种种变化,由于在结字及章法上的匠心独运,也使其作品更具米南宫那种“风樯阵马”的大家气度和雄壮绵延的气势,赋予碑体行草书以独到的时代新意。
  3.融入篆分古法和简牍意趣
  由于学识渊博,胡小石因此能触类旁通,从篆隶书中汲取营养,其行草书得甲骨、金文之劲利古拙,并参以隶书之分势、北碑之方劲,深具篆势、分韵、草情,风清骨峻,耐人寻味。
  胡小石于书法实践上始终遵循李瑞清“求篆于金,求分于石”的书学主张。早年书作全仿李氏,50岁后方摆脱李氏用笔习气,能够以较为自然劲健的线条来表 现商周金文的凝重与剥蚀感,用笔含蓄生动,于厚重中不失方挺、挥洒之意。在隶书上胡氏也颇有造诣,于汉碑中首重《张迁》,兼习《礼器》、《乙瑛》、《衡 方》、《马姜》等碑,并注重行草中分势之体现,其点画形态时现汉分之貌。
  清代碑学运动的兴起使碑学家逐步形成了古雅的审美观,于书中求朴茂之气。而篆隶书体所体现出的高古之风和阳刚雄穆的气象,也自然成为众多碑派书家在创作中所要追求的时代审美风尚,以篆隶作为根基,在各书体中展现质古气厚的艺术气息。吴白匋曾言:“师(胡小石)从学篆得涩笔、方笔之法,隶、楷、行、草, 皆运用之。”故而在胡氏行草书中,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篆分古法的融入,其行笔稳健而又见涩意,表现出圆活生动的蜿蜒之致。刘熙载《书概》中说:“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期不期涩而自涩矣。”由此观胡氏之作,确能于劲健凝实中显温婉古韵,使作品更加高迈雅致、意味深长。
  汉简自清末大量出土后,王国维、罗振玉遂于1914年编辑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等一批海派书家的高度关注。胡小石也是最早将汉简作为取法对象的书家之一,并尝试以碑入简。在他的眼中,篆、隶、草、楷无不相通,因此在书写不同书体时,始终追求内在笔势和节奏的畅通,寻求“异体同势”之境,以此建立自我风貌。胡氏亦尝试作“破体”书,如书于1946年的行书《白帝城句》(见图二),结字取隶书之横势,而能错落自然,笔法极富篆意,没有燕尾波磔,点画间的呼应多用行草之法,尤显轻松畅达。“城”、“楼”等字的主笔拟汉简之貌,有意突出伸展,使得通篇的节奏起伏大大加强,展现出作者熔铸古人后而出之己意的诗人心境以及个人丰富体验的墨象之美。书写汉简的书吏本无意于字的工拙,水平也参差不齐,而  二、胡小石碑体行草书的贡献与影响
  1.对清中期以来碑帖融合创作道路的拓展
  清代碑学的崛起代表着书家对书法的社会审美倾向从整饬俊美向雄强古拙的转变,从而改写了自古“二王”书风主宰书坛的传统,为学书者另开一条新路,对书法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清一代,真正开碑帖融合之先河者,当首推乾嘉时期的邓石如,从他的行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强烈的碑派气 息,对后世影响极大。
  自清末的碑学转型以来,碑帖融合逐渐成为创作的主旋律,众多书家根据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对各路碑、帖不同程度的取法,创造出了一大批迥异于先辈的时代佳作。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以及与胡小石同时代的于右任、林散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胡小石生活在碑学盛隆的时代,崇尚金石碑版的率真朴厚,于大篆、汉隶和六朝碑刻用力颇多,打下了良好的碑学基础。但他自青年时期便受到碑帖两方面的共 同陶冶,并善于从文字学及诗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角度来研究书学的发展变化与书风特点,更为宽容地将帖学也纳入其研究范围,从中吸取长处为己所用,强调“汉 魏丰碑与‘二王’法帖各擅其妙”,从而打破了以往对碑学的偏见,在取法北碑的同时,对钟、王乃至历代帖学书家也一并师法。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南北书派,并 非判若江河、两不相涉。与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等诸家相比,胡小石对帖学一脉的取法与关注程度似乎更多,由此使得他的行草书作在以篆隶线条与北碑筋骨作为创作基调的同时,还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隽永之气,有“笔涩而势畅”之感,这在胡氏的一些诗词文稿及“无意于佳”的临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气格之高迈、走笔之畅达无碍甚至超过他的许多精心之作,只可惜这样的作品在数量上相对较少。或许也只有在身心完全放松的心态下,胡小石才会不自觉地放下碑、帖之立场,由 笔端生出“任笔驰骋,直抒胸臆”之境。
  自邓石如开以碑入帖之风气后,极少有将“二王”书风作为碑帖融合的取法对象并获得成功者,涉猎范围多是唐以后之帖学。而胡小石在李瑞清的影响下,卓有远见地以碑笔入“二王”行草书,并沿着这一创作道路更为深入地走下去。他在探索学习的过程中,利用自身在学养及篆隶书体上的优势,探求到了碑帖之间的契合点,并将取法范围不断延伸,站在历史的高度将南北书风加以融汇。所作碑体行草气势磅礴,用笔斩截沉蕴且能古意十足,与沈曾植、康有为、于右任等碑学大家之 作一道成为碑帖结合的时代典范,为后世提供了新的创作范式。也正是由于胡小石在实践上的成功,使碑帖融合这一艺术新路在形式和内容上得以继续拓展。
  2.对“金石书派”的积极影响
  李瑞清曾提出“求篆于金,求分于石”的主张,其一生的书学思想与书法创作基本上是沿着碑派的路子走下去的,且有多位传人以书名世,因此有后世研究者称李瑞清、胡小石一脉为“金石书派”。
  胡小石青年时期即受教于李氏,且终生受其影响。但他通过对古代书迹多年的研究和思考,逐步在探索中有意与其师从书风面貌上拉开距离,终于五十自化,冲破了李书的笼罩与束缚。胡小石在对碑学的把握上更强调线条内部的精神,于形貌外注重使转之迹,故其点画显得有血肉、有感情,作品中表现出的金石气也更为率 意自然。由于对碑学精神及碑帖之间源流关系的深刻领会,使得胡小石能够在其师的基础上对碑帖结合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实践,得师之所失、补师之所缺,在艺术成就上全面地超越了李瑞清,并且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把“金石书派”推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不仅如此,胡小石还在大学中讲授书学,使其书学理念得以传承和发扬,其弟子中最为著名者,当数与萧娴并称为“南萧北游”的游寿。
  游寿早年作书效仿胡氏,50岁以后又融《石鼓文》、《北朝宫女墓志》、《爨宝子碑》、《董美人墓志》等。于帖学一派则钟情钟繇、黄山谷、米芾诸家,所作行书隶意十足,线条轻快灵秀,顿挫自然,流露出从容清雅之气格,且不失碑趣,形成了熔楷、隶、行于一炉的“游体”。80岁后,她的书风又为之一变,更添 摩崖石刻雄肆之气及纵逸之情,成为现当代杰出的女书家,获得书法界的极高赞誉。游寿之所以在书学上,尤其是碑体行书创作上取得的成功,实与胡小石先生的影响和教导密不可分。
  由于胡小石的努力,使得“金石书派”在碑帖融合的道路上能够不断发展完善,而他扎实的学术功底、独到的治学理念以及纳碑于帖的卓越成就在其中起到了发展古人、启迪来者的关键作用。
  3.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碑帖融合这一创作领域,并频频使用“碑体行草书”这一称谓。然而,关于这一称谓的提出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内涵也并非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凡是任何形式的碑帖融合都属于这一范畴。
  今天,当我们回顾清代碑学运动的发展历程,欣赏众多碑学书家的作品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若仅囿于碑学,其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碑帖结合之路是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艺术家的自觉追求。胡小石是站在碑学的立场,以帖学作为有益的补充,在彰显碑学个性的同时,使书作更为自然、生动,其碑体行草书克服了碑版过于刚硬雄强、结体僵化呆板之弊端,矫正了行草书线条容易柔弱无骨、使转软滑的习气,从而弥补了仅单纯取法碑刻或法帖所造成的局限,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艺术发展空间。其碑体行草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借鉴作用,更在于他成功背后的碑帖融合思想以及探索实践中的锐意求变精神和传统人文品质。
  当今书坛,各种展览层出不穷,网络及出版物也异常发达,在书法外部环境和专业体制的发展下,“书法热”不断升温且“盛况空前”。但若从书法艺术的本质与文化精神层面细心品察,诸如“技法至上”、“书风趋同”、“迎合时尚”等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书法艺术本应具有的个性追求和文化支撑,在无意中被逐 渐弱化了。而胡小石的成功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诸多的反思与启示。他并非只是在碑帖技法上用力,而是在丰厚的个人学养及高屋建瓴的艺术思维的支撑下,才有其丰硕成果的,可谓“于字外求字”。故而胡小石的碑体行草书,其本质上是书法本体运动的一个新发展,或者说是书法形式的一种新创造。由于其学养的直接介入,作品中的点画、结字、章法等均有来历,因此其创新也是对传统的一次再发掘。
  当然,胡氏书作亦有其不足,他的一些作品过于强调用笔的中实与方折,显得僵直、锐利,给人以嶙峋之感。于萦带处常作实笔,也稍乏自然,以当代的审美取向视之,有些过于严肃和理性。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失去了“逸笔草草”的韵致,这恐怕也是当代书法界对胡小石书艺研究相对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晚年病重期间曾对弟子吴白匋说:“我70多岁了,字写得还不尽如人意,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草书或有长进。”并以“剑拔弩张”自评。看来胡小石也自知其弊,并有更高的艺术追求。尽管如此,现代书家中能臻此境者亦不多见。胡小石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创作出了不但超越其师李瑞清且迥异于他人的碑体行草书,其熔铸古人的艺术思维与探索历程中的得失经验足以启迪后人。其书学造诣之深、成就之高,亦足以在近现代碑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书法界 对胡小石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笔者愿以此文抛砖引玉,以期待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一碑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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