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丹曦 王颢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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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隶属“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系列，全面详实、分门别类记载目前敦煌所留存的民间音乐唱词谱本。编著者高德祥系甘肃省敦煌市人，著名现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专家、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亦是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研究生导师。作为敦煌乐舞研究的泰斗级专家学者，高德祥教授著作颇丰，曾经出版的《敦煌古代乐舞》《敦煌乐舞--经变乐舞》《敦煌乐舞大典》(合著)等煌煌巨著皆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特别是敦煌乐舞研究无法绕开的坚实地基。
《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承袭高德祥教授的一贯风格，乃是经过深入民间长期搜集、抢救、听写、梳理和分析所形成的大型辑录学术专著。该集成共三卷，分为《民歌卷》《曲子戏卷》和《宝卷卷》，除正文外共有前言一则、后记一则。
《民歌卷》全书约140千字，共95页，前置《敦煌民歌概况》一文作为总括式简介，叙述搜集民歌这项工作起始的时代背景以及所面临的种种历史的、田野的和技术的困境，并对敦煌民歌的题材内容、制式结构、唱法唱词和调式调性进行学理性的分类或阐释。该卷共搜集整理“送大哥”“等郎君”“闹王哥”等72首敦煌民歌，均以简谱下注歌词的形式完整呈现，同时每首右侧上方写明由沈生财、王吉、张生福等民间艺人演唱，再由高德祥教授整理而成。
《曲子戏卷》全书约460千字，共355页，正文开头亦有《敦煌曲子戏的传承与发展》一文对于敦煌曲子戏的种种情况进行概说，首先介绍诞生于三秦大地的曲子戏之兴起、兴盛、流播、流变历程及其包括唱腔曲调和曲牌两大基本组成部分的结构特征，其次详解敦煌曲子戏的形成过程、存续空间、传播方式和坎坷流离的特殊历史时期艰难际遇以及题材内容、具有较大影响甚至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和敦煌曲子戏的演出形式、风格特点等细节。该卷搜集整理剧本、唱腔和曲牌三个方面材料，收录“大保媒”“老少换”“冯越娶小”等57部剧本、“剪尖花”“纱窗调”“乐子调”等58个唱腔与“甜柳青”“苦柳青”“大红袍”等20个曲牌，剧本以纯文字的形式通过戏词描摹人物、铺陈剧情，念词和唱词使用不同字体区隔；唱腔则以简谱下注例唱段唱词的形式呈现，比如“剪尖花”唱腔下注“(大保媒唱段)”“背宫”唱腔下注“(老少换唱段)”，与《民歌卷》一致，每个唱腔右侧上方写明获取材料之时进行演唱的民间艺人；曲牌均由高德祥教授整理简谱。
《宝卷卷》全书约380千字，共299页，与前二卷相同，首先以《敦煌宝卷的历史渊源》一文介绍这种民间讲唱文学，其中提及讲唱文学与说唱文学的区别所在、佛教东传与宝卷成型的关系、变文和宝卷之间的关系、宝卷的源流及其演变等围绕敦煌宝卷的关键性问题。该卷收录的宝卷除田野调查所获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酒泉市文化馆进行抢救性保护工作之后刊印的《酒泉宝卷》三册当中亦在敦煌流行过的部分，分为唱词和曲牌两个部分，包括“方四姐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传”“大十王宝忏”等12部宝卷和“耍孩儿”“浪淘沙”“骆驼调”等15个曲牌，唱词为纯文字的形式收录，念词和唱词使用不同字体区隔，曲牌为简谱下注例宝卷唱词的形式，每个曲牌右侧上方写明获取材料之时进行演唱的民间艺人。
在前言和后记中高德祥教授都曾写到自1979年被抽调到敦煌文化馆始至今，无论居何岗位，自己从未间断对于敦煌民间音乐文化的搜集，并称“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一份敦煌人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作为敦煌人的一个情结吧”1，这种对于家乡文化的无尽热爱与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无疑是令人钦佩的。相应地，这部凝聚着高德祥教授半生心血的《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所具备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
首先，对于敦煌民间音乐文化表现形式本身的留有与存续而言，该集成对于其文本保护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后记所言：“敦煌民间音乐文化现在仍在传承的只有曲子戏，民歌少有传唱，而宝卷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基本销声匿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无论基于历史的必然规律，还是基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诸多遗憾，抑或基于势不可挡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滚滚巨轮，敦煌民间音乐的留存情况不佳，传承或传唱情况自然更甚，工作伊始之时便已无法俱全，如果没有高德祥教授四十余年尽力为之，现在收录进该集成的很多民歌、曲子戏和宝卷的亡失情况和完整程度恐怕同样难以乐观，所幸有该集成留存于世而得以继续为世堪见。
其次，该集成为音乐学(特别是民族音乐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以如此详尽完善的状态记载下来的谱式、唱腔和曲牌对于音乐领域的价值自然不必多言，民间音乐也是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集体创造，其唱词甚至旋律和节奏都蕴含着大量能够反映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生产发展、民风世情、政治兴衰以及宗教文化情况，尤其宝卷这样有着浓重佛教色彩并且实际上集音乐文学等多种艺术形态和教化娱乐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的音乐类型，其中内蕴着并且集中展示出敦煌民众积淀层累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例如高德祥教授在《敦煌民歌概况》中提到如今早就不再传唱、仅为其在20世纪70年代搜集到几首的“打夯号子”的劳动民歌便与“夯”这种生产工具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建筑制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如高德祥教授所罗列的《十月怀胎》《小寡妇上坟》《小儿子当兵》等世情民歌皆生动地演绎成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现实问题，《送大哥》等爱情歌曲则显示出民众理想中的爱情表达……总而言之，可以为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值得深挖的信息或线索。
当然，高德祥教授有关民间文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知正见更是该集成学术价值的精华之一。高德祥教授充分肯定敦煌民间音乐文化来源于时空交汇、因缘聚合的人类创造，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人又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过程”3，感慨“民间音乐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它受到民族、语言、环境、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民间音乐文化的魅力所在”4，并且对于现代化进程当中民间文艺遭受的冲击持有客观却不乏情怀的看待方式，既肯定高速发展的经济前景和日新月异迭代更新的信息技术造福人类的优越性，又始终警醒而满怀热爱地高呼文化对于人类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的重要性并且为之奔走不歇，同时冷静接纳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以适应人类内在需求的文化表现形式流变。始终站在民间文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享有者亦即民众的立场上，写下“可以说，民歌是老百姓心中的歌，他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5“‘曲子词’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褒有贬，有喜有悲，人们在听、唱过程中自娱自乐，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受到一定的教育。”6“……在过去文化娱乐生活极为贫乏的情况下，深受人们的欢迎，这是宝卷能够一直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7等深刻地及事见人的表述，正文资料当中对于演唱者的清晰标注以及前后叙文当中对于民间艺人的妥帖介绍描写亦可见得此点。这种中正的学术观点与真诚的治学态度，也是该集成所带来的宝藏。
在后记中，高德祥教授感谢对于该集成顺利出版有所助益的工作人员时这样评价道：“这是对敦煌文化的敬畏之心，对中华文化的崇尚之心”，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本人和该集成的真实写照——集册装帧的莲花藻井金属图章和各卷封皮的莲花藻井金银纹样好似一种优雅的隐喻，在敦煌民众的口耳相传中，中国中古时期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所以在藻井上绘制莲花，有着以水克火慎防损毁之意，代代学人的心血正如庇佑盛美却又脆弱的木结构建筑的莲花藻井，恒久守护着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民众的丰沛创造力及其成果。合上厚重集成，依旧动容不已，那个“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的时代仿佛近在眼前，使人不禁慨叹曰：琵琶弦上诉沧桑，仙乐飘飘绕画梁。飞天妙影凌空起，一梦千曲说敦煌。
1高德祥编著《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 民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2同上，第94页。
3高德祥编著《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 民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
4同上第2页。
5同上第7页。
6高德祥编著《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 曲子戏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
7高德祥编著《敦煌民间音乐文化集成• 宝卷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3页。
陈丹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王颢凝，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思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