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唐代屋顶飞天布局研究

王炎（龙门石窟研究院河南洛阳471000）

中图分类号：C124; J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25) 04-0114-05 DOI：10.15926/j.cnki.hkdsk.2025.04.016

摘要：龙门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现存洞窟 2 345 个，造像 10 万余尊，其中唐代洞窟占近 2/3。唐代大型洞窟 39 个，其中 17 个保存有屋顶飞天，可划分为"由外向内"式、"环绕盘旋"式和多样化样式三种布局类型，分别可能与北魏"令如帝身"营造思想延续、武周后期法藏华严信仰盛行、以及神龙之变政治中心转移、宗教世俗化兴盛有关。探析龙门石窟大型唐屋顶飞天布局的类型学分期，对此后众多中小型及未按原计划完工的唐屋所供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石窟艺术；龙门石窟；屋顶；飞天；石窟布局

一、研究现状及分布情况

关于龙门石窟唐代飞天的研究多集中于洞窟形制、造型形象的类型学分期以及壁面避让打破关系的考古学分析。温玉成限于时间和其他因素，对龙门唐代建筑进行了排在工作而未能系统的考古类型学分析[1]。丁明灵限于当时条件和其他客观原因，仅对佛和菩萨像进行了分期和类型研究，同时涉及建筑物和造像布局[2]；李崇峰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龙门石窟唐代大型建筑进行了系统分析，将龙门石窟唐代屋顶飞天依据单个造型形象进行了分类，但未涉及屋顶飞天之间布局组合的空间分析[3]。

龙门石窟唐代大型建筑39 个，洞窟结构大多包括前室和主室，前庭进深一般较短且保存不好，主室则保存相对完整。屋顶飞天布局专指主室顶部莲花藻井四周环绕飞天纹样的分布情况，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屋利用北朝后期未完工洞窟进行补凿而成，共6 个：唐字洞、药方洞、宾阳南洞、宾阳北洞、破窑、老龙洞。其中 唐字洞、破窑和老龙洞 3 个洞窟无屋顶遗存。

第二阶段唐屋多分布于龙门西山中段，基本开凿于唐高宗年间(约 649—683)，共 10 个：潜溪寺、赵宫师洞、敬善寺、双窑南洞、双窑北洞、清明寺、惠简洞、大户舍那像、万佛洞、赵上洞。这一时期龙门唐屋的建筑处于独立设计自主开凿的蓬勃发展时期。其中双窑南洞、惠简洞、大户舍那像、赵上洞、潜溪寺和清明寺 6 个洞窟无屋顶飞天遗存。

第三阶段唐屋多分布于龙门西山南段和东山区域，部分洞窟存在在前建筑仿木佛殿的加盖，开凿年代在武周时期(约 684—705)，共 19 个：破上洞、普上洞、弥上洞、八作司洞、火下洞、火左洞、龙华寺、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龙上洞、福鼓台北洞、福鼓台中洞、福鼓台南洞、宝塔洞、高平郡王洞、净土堂、看经寺、摩崖三佛龛、极南洞。这一时期开凿数量众多，题材多样，处于龙门唐代洞窟建造的繁荣时期。其中 破上洞、弥上洞、龙上洞、宝塔洞、高平郡王洞、净土堂、摩崖三佛龛、八作司洞、火下洞、福鼓台中洞和福鼓台南洞 11 个洞窟无屋顶遗存或无独立飞天布局。

第四阶段唐屋多分布于龙门西山南段和东山区域，基本重建于唐中宗、睿宗以及玄宗早期(约 705—714)，共 4 个：奉南洞、火上洞、三佛洞、四雁洞。其中 火上洞、三佛洞 2 个洞窟无屋顶飞天遗存。这一时期唐代洞窟规模虽分散，为龙门唐代洞窟开凿的衰落期。

上述39个大型唐窟中，仅北朝摄工唐代续刻3个（宾阳南洞、宾阳北洞、药方洞），唐代独立设计开凿14个（赵客师洞、敬善寺、双窑北洞、万佛洞、普上洞、火左洞、龙华寺、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福鼓台北洞、极南洞、奉南洞、看经寺、四雁洞）共17个唐代洞窟具有屋顶独立飞天布局。

二、屋顶飞天布局形式

空间布局是洞窟营造施工前必不可少的设计环节，也是最能体现洞窟营造思想和时代背景的重要载体。龙门北魏洞窟基本延续"云冈早期的景曜五窟"多有从上往下分层开凿的迹象，造像多伴随开窟、借助上部工作层平台进行雕凿[4]，宾阳南洞、宾阳北洞工程停工时，洞窟空间已经形成，屋外门楣与屋内屋顶已经基本分割完成，其余屋内象像大多为初唐补凿。在石窟寺开凿中，屋顶与门楣占据着重要地位，屋顶作为整个营造工程最先实施的最上层内部空间，具有不可或缺的研究价值。

龙门唐代屋顶飞天数量4月至8月不等，由表1可以直观地看出，17个屋顶飞天布局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型：龙门屋顶飞天在唐代初期，由屋门朝向正壁，莲花藻井两侧各一列方式布局，具有"两列""由外向内"单一的方向指示性。宾阳南洞、宾阳北洞、药方洞等洞窟沿用之前北朝后期未完工的洞窟，屋顶飞天布局"两列""由外向内"飞行方向，基本呈现对称分布；在此之后第二阶段高宗时期以及第三阶段武周前期整体规划，独立施工完成的赵客师洞、敬善寺、双窑北洞、万佛洞、普上洞、火左洞、龙华寺以及福鼓台北洞，飞天布局与上述初步延续北朝"由外而内""两列""对称"的布局形式相同（图1）。

图1 万佛洞"由外向内"式

第二类型，龙门屋顶飞天在武周后期，以莲花藻并为中心"环绕盘旋"分布，不再强调建于单一正壁主尊方向的指向功能。看经寺、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和极南洞屋顶飞天，将此前"两列""对称""由外向内"的布局形式，直接改变为围绕莲花藻并、首尾相接的"环绕盘旋"式圆形布局，摒弃了此前由屋门而始至正壁主尊而终的两个明确方位起始点，转而形成以屋顶盘旋环绕的藻并莲花为中心(图2)。

图2 看经寺"环绕盘旋"式

龙门石窟窟龛数量众多，现存2800多块碑刻题记，为龙门窟龛所提供了重要依据。温玉成认为，"依年代序列找出洞窟在结构方面和各种形象演变方面的时代特征，将被研究的洞窟与之相比较分析"[5] [6]。从带有明暗碑刻纪年洞窟的雕刻手法、造像风格、窟龛形制等特征与未有纪年窟龛进行比较，可以解决一部分窟龛的断代问题，这一方法在石窟寺考古工作中已经得到普遍应用。通过纪年窟龛亦可以推测出上述三个类型屋顶飞天布局运用的时间范围，为进一步解决其余未有纪年、未完工窟龛断代问题提供材料支持。

第三类型，龙门唐代屋顶飞天在中宗、睿宗及玄宗初期，以"屋门"和"正壁"为视觉中心，布局与视觉中心均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奉南洞与第一种布局中"两列""对称"的排列方式相同，但飞行方向改变为由正壁主尊向屋门"由内向外"的相反布局形式。四雁洞四身飞天表现为内侧两身朝向正壁主尊、外侧两身朝向屋门的"两组"式飞天布局形式，这种同时凸显正壁主尊和屋门的双视觉中心的布局形式与此前均不相同(图3)。

图3 四雁洞"两组"式

三、布局分期及原因分析

龙门唐窟顶"对称、两列、由外向内"式飞天布局，以正壁主尊为视觉中心，运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前期。从云冈"星曜五窟"到龙门"宾阳三洞"北魏皇家工程的开凿，屋顶布局从无到有，"星曜五窟"通过"真客巨社"的大象来传达"令如帝身"的思想，但到了"宾阳三洞"开凿伊始，"离地三百尺"前山选址的规划最初应该也是计划通过开凿大象来传达帝王与神佛的主体地位，但限于龙门石质远远便于云冈砂岩而"费工难就"，由此"要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7] [8] [9]，也就是现在宾阳洞区域所在位置，但一百尺的高度并不具备凿刻云冈"星曜五窟"那般大象的条件。"令如帝身"作为北魏皇室开启动机的核心之一，正壁象征帝王的主佛尺度的缩减，洞窟的设计者必会通过其他设计来找到回采。屋顶作为洞窟内部最上层空间，地位仅次于主佛所在之正壁。龙门北魏莲花洞尝试将屋顶莲花藻并运用高浮雕的手法雕塑，便是对屋顶空间的强调。屋顶飞天以莲花藻并为中心，"由外向内"传达出"朝宗"的方向指向性，"对称""两列"表现出行进队列的秩序性，由此屋顶飞天的布局既崇高又活泼，既飘逸又不失秩序，"两列""对称""由外向内"的屋顶飞天布局巧妙地体现了既不用造大象又同样反映"令如帝身"思想的新表现形式。这一布局形式在龙门北魏莲花洞、宾阳洞成熟运用伊始，被历代龙门皇家造像工程一直延用至武周天授元年，其背后应该均为"令如帝身"营造思想的延续。

龙门唐窟"环绕盘旋"式屋顶飞天的新布局，以莲花藻并为视觉中心，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武周后期及第四阶段前期。这种飞天布局仅见于二莲花南洞、二莲花北洞、看经寺和极南洞，其中二莲花南洞屋顶飞天为右旋环绕，其余三处均为左旋环绕，可能与二莲花洞为一组双窟的区别表现形式有关。二莲花南洞、二莲花北洞和看经寺为"石像七龛"其中三处，"环绕盘旋"式屋顶飞天布局运用应该与"石像七龛"存在关联。龙门东山擂鼓台北洞、擂鼓台中洞、擂鼓台南洞、二莲花北洞、二莲花南洞、高平郡王洞和看经寺"七座大型洞窟或为法藏《华严经传记》所记'石像七龛'"(3)336。擂鼓台三洞屋顶均未出现"环绕盘旋"式飞天布局，故"环绕盘旋"式布局形成应该晚于擂鼓台三洞开凿。除了擂鼓台三洞，其余几处洞窟开凿应该与香山寺敦建有关，"后因梁王所奏，请置伽蓝，敕内注名为香山寺……石像七龛，浮图八角"(3)329。"石像七龛"的开凿有可能作为香山寺敦建的配套工程而得到进一步开凿实施。"香山寺之设，必在天授元年（690）之后，中宗神龙元年（705）之前。"(3)332 故"环绕盘旋"式布局运用的上限应该在天授元年左右。"石像七龛"之外龙门西山南端极南洞完工应在神龙元年正月至二月间(7)，看经寺"造像活动因武则天退位（神龙元年）而被迫中辍"(3)355，所以"环绕盘旋"式布局运用的下限应该在神龙元年。综上，"环绕盘旋"式屋顶飞天布局运用于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690—705）。究其原因，"环绕盘旋"式新布局在"石像七龛"处集中运用，很有可能与最高统治集团对于新思想观念的接受有关。"擂鼓台南、中洞两窟是以《华严经》和《梵网经》为中心的华严系受戒世界的产物。"(3) 公元699 年，《八十华严》翻译完成，武则天亲制序文，大兴华严之风。法藏为武则天讲《华严经》以《金狮子章》十段开示，"十"是圆数，表示"十十无尽""重重无尽"的奥妙圆满之义，传达宇宙万事万物处于无穷无尽、无限复杂的相互圆融、相互包含关系。华严思想主张"法界缘起"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诸圆思想转化为图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圆形，运动轨迹为环绕盘旋式，与上述屋顶飞天"环绕盘旋"式圆形布局相吻合。故龙门唐代屋顶飞天"环绕盘旋"式布局由东山"石像七龛"处肇始，应与此时华严思想盛行关系密切。

龙门唐窟多样化屋顶飞天布局"由内向外"式和"两组"式，出现于第四阶段（中宗、睿宗和玄宗初期）后期，以窟门和正壁为视觉中心，紧随"环绕盘旋"式布局运用下限的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之后。武周神龙之变后，"石像七龛"中高平郡王洞、看经寺等洞窟相继辍工。此后新营建的洞窟屋顶飞天出现不同以往的"由内向外""两组"式的多样化布局。屋顶飞天多样化布局的出现，一方面与武周及盛唐时期社会制度的改革有关。此时，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迅速壮大，社会整体物质富足，使其有足够物质财力来表达自身意愿。各阶级通过积极参与，将其意愿渗透到宗教窟龛的营建之中。"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9) 世俗化造成理想分化以及宗教信仰分化，随之而来延伸到洞窟营建的题材、技艺分化，反映在窟顶布局上，四雁洞和奉南洞窟顶均出现新兴禽鸟纹样与飞天所占空间相近的现象，且飞天布局形式也开始变动不居。此时龙门石窟屋顶纹样及布局不再是单一的政治或宗教诉求。另一方面，政治中心由东向西的回迁，虽然龙门造像数量及开窟规模急剧下降，但是也为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意愿表达解开了枷锁，腾出了空间。这种多样化的窟顶飞天布局更像是洛阳龙门地区政治中心转移、上层主导思想观念抽离后，地方势力理想表达分化的反映。

综上，龙门石窟唐代屋顶飞天布局"两列、由外向内"式，受"令如帝身"营建传统影响，"环绕盘旋"式反映"法界圆通"华严思想，均为皇家主导由上而下的主观作用。而多样化布局代表的"由内向外"式和"两组"式主要受到世俗化演变以及政治中心西迁的客观影响较多。

四、总结

通过调查分析，对龙门石窟大型唐窟屋顶飞天布局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龙门初唐洞窟延续北朝窟顶飞天布局，至天授元年之前大体为"对称、两列、由外向内"式，是北魏"令如帝身"思想因龙门石质不利于"真容巨壮"式营建，而在窟顶上有意布局来烘托正壁主像之地位。

其二，武周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龙门唐窟窟顶飞天出现"环绕盘旋"式布局，广泛运用于龙门石窟东山"石像七龛"处。这种布局可能受到武则天推崇法藏华严思想的深刻影响。

其三，神龙元年之后随着政治中心转移以及世俗化带来的宗教理想分化，造成龙门此时屋顶飞天既有"由内向外"式又有"两组"式布局，呈现不同以往且多样化的演化趋势。

综上所述，龙门石窟39座唐代大型洞窟屋顶飞天布局的类型学分期以及相应类型形成的原因分析，对此后龙门众多中小型唐代洞窟断代排年和洞窟性质判断，提供了除碑刻题记、造型形象和洞窟形制外的又一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温玉成. 龙门唐庙排年[M]//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2.

2.丁明英. 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J].考古学报,1979(4):516-546.

3.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4.周同帆. 彭明浩."高欢云洞":北朝大型洞窟的末层蓝图与开凿过程[J].文物学刊,2022(2):59-91.

5.温玉成.温玉成文集·龙门石窟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6.魏俊敏. 卷114:释老志[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姚学谦. 杨超杰. 龙门石窟极南洞新考[J].石窟寺研究,2010(11):74-81.

8.久野美树. 龙门石窟藏台南洞,中洞试论[J].李茹,赵声良.译.敦煌研究,2009(3):7-15.

9.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文观:第1编:先秦至五代画论[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123.

作者简介：王炎(1994—)，男，河南洛阳人，籍贯硕士，主要从事石窟考古与佛教美术研究。

基金项目：2024 年洛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般课题(467)